说来话长，从北伐谈起。在中山先生“联俄，联共，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指引下，国共两党精诚合作，北伐取得了很大胜利。随着北伐的挺进，遇到个问题：扶农需要“打土豪，分田地”。北伐军的军官大都是豪强地主子弟，打土豪就得打他们的老爹，分田地就是分他们家的地。北伐军的士兵大都是文盲，文化水平很低，没有独立政治判断力。偏偏共产党人较真，一定要贯彻“扶助农工”政策。种种矛盾都堆积到了北伐总司令蒋介石那里。蒋介石25岁时加入过沪军敢死团，也曾是个有骨气的汉子。中山舰事件之前，蒋介石曾打背包，准备撒手不管，逃避矛盾。最后在陈立夫的劝导下，蒋一念之差，对共产党大开杀戒。

　　国民党右派杀共产党人，共产党人就组织自己的武装，建立“中国工农红军”。老左派正式形成。在此这前，中共党员有高尚理想、正确理念，但很多中共党员对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没有明确的意识。老左派并不是“上了年纪的左派”，老左派是有特定含义的。“不仅有高尚理想、正确理念，还有实现高尚理想、展现正确理念的有效手段”。这才有资格被称为“老——左——派”。

　　红军指挥员们投身共产革命的最初动机不完全相同，有些是因为信仰马列主义，有些是希望中国人不被欺负，有些是为了给朋友们报仇，有些是被弄错了逼上梁山……。无论最早何种原因，在“共产革命”这个旗帜下都团结到了一起。至于红军普通士兵，其最初动机就更多元，有些是为了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，有些是为了有自己的土地，有些是为了与地主老婆上床，有些是为了混口饭吃……。就是凭借这样一只乱七八糟的队伍起家，红军指战员总体逐步提高政治水平。后来得到了毛主席的领导，发展成八路军、新四军，再到解放军，打败日本侵略者，歼灭八百万国军，取得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解放，建立了新中国。这按毛主席的道理，是剥夺了剥夺者；按蒋介石的说法，毛主席是共匪头目。谁有罪，谁没罪，不能凭空讨论，看事实吧。

　　新中国建立之后，全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建设社会主义。新中国用计划经济建设国家，在经济建设、国民教育、自主科技、军事建设等各方面，都取得了巨大成就。正是这些巨大成就，我们站在华夏民族的立场上，认为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无罪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无罪；国民党右派反对人民解放有罪，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罪。

　　计划经济，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，其特征是：政府利用经济科学规律，统一配置由自然资源、人力资源、创造资本组成的经济资源。通过上级制定计划，下级执行计划来具体实施。这种生产关系统一配置资源，与军事组织模式相同，是严密的金子塔结构。以下我们看看计划经济在苏联与中国的一些实施效果：

　　1　苏联经济起步时，还是落后的农业国家。经过二十年的经济建设，苏联在受到德国闪击战破坏情况下，1942年工业全面转入军事生产之后，其飞机、大炮、坦克产出量是德国的三倍。苏联经济实力超出了当时几乎所有美英观察家们的估算。

　　2   1951年至1983年，苏联国民收入、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.1％、8.3％和3.0％，发展中国家为5.2％、6.3％和3.1％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3.8％、4.1％和2.1％。1950年至1980年，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7.5％，仅次于日本（8.3％），比美国（3.5％）、联邦德国（5.1％）、意大利（4.8％）、法国（3.7％）、英国（2.4％）等资本主义国家都高。参见：蔡南成等《简明世界经济读本》。

　　3   1950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内，中国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.3％，而同期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应指标为4.6％，发展中国家也只为7％。参见：秋石客《秋石客一九八三年万言书》

　“计划经济”与“高度民主”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两大前提。“计划经济”，需要“高度民主”配套。任何生产关系，都需要相应的上层建筑相配套，才能充分发挥作用。

　　市场经济，需要“法治”与之相配套；计划经济，是严密的社会化大生产，单单法治不够用了，需要“高度民主”。这就象以前有枪，后来还有迫击炮。子弹与枪配套使用，但迫击炮要有迫击炮弹才能配套使用。把子弹丢到迫击炮里，是打不出去的。

　　假如上层建筑混乱，市场经济就玩不转，计划经济就更搞不下去，那还不如自给自足经济。这就好象有枪有炮，但没有子弹炮弹。那种情况下打仗，最好是拿大刀砍，拿梭镖戳。有条件的话，准备把匕首插在绑腿里，扭在一起时拿匕首扎。实在都没有，就拿菜刀砍。

　　假如上层建筑稳定，某些方面符合计划经济要求，但没有高度民主，计划经济社会的“分配”，就会不公正。这就好象，拿给土炮用的石头子土火药塞到迫击炮管里，在炮管后方钻个洞，插个捻子，点了捻子后，也能打出去，那效果不行，还特别伤炮。一般不许那样玩。

　　俗话说“要一碗水端平”。由于社会贡献不同、能力不同，人的社会地位、经济地位、政治地位、学术地位、军事地位等等地位都会有差别。马恩列斯毛都曾批判过“完全平均主义”。关键是，怎么才能公正地分配？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存在分配问题。资产阶级全面控制社会以后，资产阶级已经是右派了，其他人发展到一定阶段，就很难有机会发展。这就象奴隶制军团，从新兵到野战军司令，都是贵族阶层的奴隶。个别特幸运的奴隶指战员，例如，被某位奴隶主小姐看上的，也能成为奴隶主。但决大多数奴隶制军团指战员一辈子都是奴隶。

　　同志们愿意做奴隶吗？我愿意，假如在饿死与做奴隶之间选择，我当然愿意。毛主席教导我们；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”我先做奴隶骗口饭吃。要我打，我就假装打。吃够了，找到机会我就跑，跑去找毛主席的队伍。

　　公道自在人心。只有全体人民都有讲道理的机会，社会分配才能充分地公正。“全体人民都有讲道理的机会”就是“高度民主”。

　　我举个“高度民主”的例子，假如有个娃娃来抢你的钱，按资本主义法治，只要抢钱就有罪。按“高度民主”，那个娃娃有没有罪呢？那就得大家一起讲道理，才能判断。假如那个娃娃好吃懒做抢劫，为吸毒品抢劫，为欺负人好玩抢劫，那就有罪。假如那个娃娃实在找不到饭吃了，只能抢钱才能活命，那就无罪。娃娃无罪，你的钱就应该被他抢，然后你向政府部门讨公道：“收了那么多税，你们怎么用的？退役娃娃们的待遇问题，这次就先不说了，社会上有娃娃饿了，你们怎么连一口饭都没准备？大清国子民还能免费领粥喝呢。你们想造反是不是？你们谁活得不耐烦了，可以直接来我们这里报名，子弹我们有的是，不要不好意思。我要你们赔偿那个娃娃，还要赔偿我。”在“高度民主”的社会，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打人，普通公民与普通公民之间不能随便骂人，但普通公民可以任意指责、辱骂政府工作人员。“普通公民可以任意指责、辱骂政府工作人员”是“高度民主”内容之一。这还只是“内容之一”，高度民主需要种种“高级人权”相配合。政府工作人员下班了，就是普通公民身份，人与人之间要友好相处，不能随便骂了。你一到政府下班时间，骂人马上住口，你可以立即换上一副笑脸，和蔼可亲地对公务员们说：“小同志们，好久不见了。干行政这行很辛苦，多锻炼锻炼就习惯了，各行各业都不容易。我们的民主建设，决不能落后于新加坡。走，大家一起去喝两盅，我请客。”“公私分明”也是“高度民主”内容之一。为了准确把握责骂政府的时间，你可以带三块表去。不过，你那三块表，没毛主席送给我的一块表好，我这块表就是：“人民的利益，高于一切”。

　　“如何建设高度民主”，马克思生前也没来得及深入研究。在经济学上，那位平时外表邋遢、型似乞丐的大胡子马克思，正是绝世高手。马克思弄出了那个《资本论》，连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们都公推马克思为“经济学十大顶尖高手”之一。马克思教我们绝世经济学，已经超够义气。任何领域，成为绝世高手，都要耗费好多好多心血，马克思已经太累了，应该休息了。可是马克思不休息，还继续拼命做学问。经济学绝世高手马克思，大半辈子为人民做学问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没有时间再研究“如何建设高度民主”了。马克思超超够义气，“如何建设高度民主”由后人们继续努力。

　　在严密金字塔模式下：打江山时，群体生存的压力大，人们对分配的心理需求，普遍来说要小，在这种压力下，稍有理智的领导者都会自觉提拔贤能。坐江山时，人们对分配的心理需求会大大增加。而思想境界低的领导者，首要顾虑已经不是群体生存，而是保住自己的位置。对他们来说，在没有足够限制的条件下，保住自己位置的一种有效方法，就是搞“择劣淘汰”：压制甚至消灭掉德才兼备的人，提拔比较听话的、比自己能力差的人。防止思想境界低的人掌权，这本身就是高度民主的一部分。社会主义没高度民主，就是不行。戈尔巴乔夫在个人能力上不如赫鲁晓夫，赫鲁晓夫在个人能力上不如列宁、斯大林，并不是偶然。学者杨鹏在《乌有之乡谈乌有之罪》中所说的“天才才能使用人才，人才只能使用庸才，庸才只能使用蠢材”正是苏联这个问题的体现。

　　军队在战争时期可以打仗，在和平建设时期可以比武。谁的军事技术水平怎么，内行心里有数。社会是社会，部队是部队。部队相对社会具有相对独立性。在社会不公正时，优质部队能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保持本色。但是，不断被这种不公正的社会拖下去，英雄部队，最后也会变成劣质部队！要是不解决好炮弹问题，总拿石头子土火药填，迟早会把火炮给毁了，还会制度崩溃、国家解体。这是一个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大问题。不建设社会主义，中国怎么能强？中国不强，仗都白打了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！中国人民不能解放，中国人民不能建设社会主义，那杀了我算了！

　　好，好，好，不激动，不激动。

　　先休息二十分钟吧。

　　波恩斯坦对“炮弹问题”，使用的对策是：

　　把迫击炮扔了，干脆只研究枪。波恩斯坦后来整天就研究怎么把资本主义改善好。波恩斯坦的徒子徒孙们，把改善得比较好的资本主义，称作：“民主社会主义”。我是个粗人，没什么文化，但我至少懂得：“资本主义是私有制，社会主义是公有制”。社会主义有“私用财产”，甚至可以有“私营财产”，但绝不能有“私有财产”。因为“私有制”与“计划经济”、与“高度民主”都是根本对立的。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改善得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，但不是社会主义，就不是。枪就是枪，炮就是炮，火力不一样。拿快枪打碉堡，就能出迫击炮的效果吗？拿快枪来卖给我，说快枪就是新式迫击炮，还要我别再问别人买迫击炮了。这不是蒙人吗？读书人更应该懂得诚信，连江湖规矩都不懂，还贩什么军火。

　　斯大林对“炮弹问题”，使用的对策是：

　　1　“大清洗”。把原来地位较高的人干掉，换上感恩戴德的新人。甚至污蔑、杀害列宁亲密战友、十月革命时的俄共老军委主席——托洛茨基。斯大林时代苏联拍的《列宁在十月》，那部电影是假的。列宁的指挥风格，倾向于广泛讨论原则问题，个别讨论具体部署。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连重量级人物都算不上，哪里有资格与列宁个别讨论攻打东宫的部署。

　　斯大林过一段时间，再把原来的新人干掉，换更新的新人，以巩固自己的位置。后来希特勒闪击苏联，斯大林立即把被他投入监狱、送入劳改营，还没弄死的军事指挥员们放出来，让他们领兵打仗。这说明，斯大林自己知道，那些被他迫害的军事指挥员是称职能干的。无论斯大林为“大清洗”寻找什么高尚的借口，我都不相信斯大林，因为我相信列宁。斯大林在沙皇时代曾五次被捕，与他一起被捕的革命同志非死即残，而斯大林每次都获得自由。对这段历史，斯大林始终没能向党组织交代清楚。在“列宁遗嘱”中，列宁明确指出：斯大林有问题，不能让斯大林掌大权。

　　2宣扬“共产主义形态说”，把“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”定义为一种社会主义之后更高级的社会形态。说白了，就是斯大林要苏联人民“先不要着急分配，真正好的还在后面呢”。财富总是有限的，但人的欲望是无穷的，人各有心，人心各异。怎么按每个人的需求分配？这等于在教育别人，用石头子土火药当迫击炮弹打多了，迫击炮就能变成超级牛皮火炮，超级牛皮火炮不用炮弹，不用操作，超级自动化，能自动把敌人全打光。

　　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，马克斯对共产主义做出了定义：“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，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。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。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。”在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，他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。”斯大林宣扬的“共产主义形态说”，正是马克思曾严正批判的“空想共产主义学说”。

　　马克思说的“共产主义”，就是“推翻人剥削人，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”。这是一个战斗过程，而不是战斗最终目标。“按需分配”是“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军事配给制”，是一种作战方法。马克思的理想，洋名字是“英特纳雄奈尔”，就是全地球的社会主义。所以马克思的“共产主义理想”，是“通过推翻人剥削人，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，在全地球建立社会主义，实现全球人类解放”。马克思指出：社会主义就是“自由人的联合体”，在这种社会中“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”。

　　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，具有“不断发展”的特点，所以其具体内容谁都说不清。“社会主义谁都说不清。”正说明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与绝对优越性。正所谓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但“计划经济与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具体内容的两大前提”，这是明确的。连前提都没有，还有个屁内容。

　　苏联变修，不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。苏联变修是从斯大林开始的。我举一个例子：斯大林晚期，苏联内务部歌舞团上百个能歌善舞的美女，有义务随时给当时的克格勃头头贝利亚提供性服务，抗拒者轻者被流放，重者被枪毙。内务部工作人员，无论职位高低，都是人格平等的同志，怎么能当作奴隶呢？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另一类情况：俄国女沙皇，彼得大帝的女儿伊莉莎白，一生有三百多个情人。伊莉莎白美丽又聪明、活泼又伶俐，很多可爱男人都喜爱她。翩翩君子，淑女好求；淑女好色，取之有道。两厢情愿，就自由恋爱。俄罗斯豪放女伊利莎白颇有我大唐之风。伊莉莎白情人多，符合人民解放“自由恋爱”原则，伊莉莎白无罪。贝利亚抓人做奴隶，违反人民解放“人身自由”原则，贝利亚有罪。

　　同志们要清醒地认识到：苏修不代表社会主义，苏修美帝都是反动派。修正主义在苏联东欧的垮台，是反动派的垮台，是苏东人民的解放，是马列主义的胜利。假如不是因为美帝，在苏东转型时趁虚而入，苏东能回归社会主义道路，苏东人民现在应该生活得比美国人民还好。

　　毛主席在建国之后，也面临“高度民主”问题。但毛主席没法用波恩斯坦与斯大林的方法，因为：

　　1　波恩斯坦鼓吹的那种社会，不是社会主义。不是社会主义就不是。自己瞎吹也没用。

　　2　“共产主义形态说”本来就不符合马列主义。用生物技术扼杀掉人的自主意识，能建立起“共产主义社会形态”。但那样人类就退化成蚂蚁。蚂蚁一亿年来几乎没有发展。连“个人”都没有了，还有什么“个人的自由发展”？马克斯那种狂野奔放的思想家，反对扼杀自主意识。毛主席的思想更狂野奔放，更无法忍受对自主意识的扼杀。

　　3　“大清洗”滥杀无辜，不符合毛主席的天性。毛主席特别善良。毛主席严格规定“不杀俘虏”。对俘虏的日本战犯、俘虏的国民党大官小官都不许杀。不滥杀无辜，可以理解。怎么连该杀的人，也都不杀？就说“俘虏的国民党大官小官”吧。蒋介石叛变革命后，国民党右派对自己的北伐战友，只要是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全都屠杀。黄浦军校中那时最有正气才华的同学们，几乎被“校长”杀绝了。红军成立后，国民党右派利用“工贼、叛徒、特务”康泽组织“别动队”杀红军家属，杀无辜群众。红军长征以后，“别动队”继续在苏区杀人，又杀了一百多万平民，中央苏区人口为此减少了三分之一。毛主席的妻子、弟弟、堂妹、侄子都是被国民党右派杀害的。列宁、托洛茨基的家人没有被沙俄、白匪杀害的，但十月革命时，苏联红军杀俘虏杀了好多。沙皇本来已经被革过命了，十月革命不是革沙皇的命，沙皇当时已经是“前前朝”的皇上了。结果，沙皇全家都被苏联红军抓起来毙了。我后来读了俄国历史，我个人觉得末代沙皇挺可怜的，末代沙皇为人不坏，不应该杀的。以人道主义为指导的“纽仑堡审判”，对纳粹大官，远远没有毛主席对国民党大官小官那么宽大。说实话，当时很多指战员心里不能认同毛主席的宽大政策，但同志们服毛主席，毛主席下了命令，认不认同都服从。

　　毛主席曾教导李纳认真读《圣经》，同志们有没有学习《圣经》？当年很多地球人不理解基督耶酥，侮辱，摧残基督耶酥，可是基督耶酥还是爱地球人，一心为地球人赎罪。这种非凡的人，其天性与一般人不一样。我这不是迷信。“人与人天分一样”才是迷信。“人与人天分一样”既不符合历史，也不符合科学。小松鼠也很可爱，但用小松鼠培养不出老虎。毛主席对与自己有血债的敌人，俘虏后都不杀，能忍心害自己的老战友、老部下吗？

　　学习《圣经》，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国际歌的歌词：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”。老天爷把自己的儿子派来了，为地球人赎罪，已经够仗义了。我们自己也得知道个好歹，努力解放自救。要是正赶上老天爷在火头上，看到我们这么不争气，说不定就把我们全都给宰了。解放自救才能得救，所以“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”。

　　毛主席为解决“高度民主”问题，最初是进行一个尝试：“改造基本人性”。在理论上与榜样上都有相应具体措施：

　　1　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

　　孔子讲的“仁者爱人，益者益也”，并不排斥爱自己，对自己有利，因为自己也是人。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而不谋取任何私利”是党的工作宗旨，不是对党员个人的要求。共产党员也是人，共产党员不是苦行僧。军事斗争中的利人，是利战友，不是利敌人，否则投降算了。对仍持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道德观的人，我们不用多争论，只需请他们回答：假如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才符合道德，人民不利压迫者的解放自救，是否正义？

　　毛主席本想树立新道德，假如成功，所有人，特别是领导干部们，就都能够自觉公正分配，也就不会存在分配难题。但结果是：

　　（1）一些人自认为可以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，已经“纯洁高尚”了。尽管其实他们做不到，但他们由此产生一种畸形的道德优越感，把“客观清醒”视为“反动落后”。

　　（2）一些人按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来要求别人，但不真正要求自己。

　　2“学习雷峰好榜样”。

　　雷峰这个人，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。作为军人，业余时间不学习文化，不钻研技术，不好好休整，跑到街上搬砖头。为送大嫂回家，无视军事纪律。能算好榜样吗？顺手帮人一个忙，没错，整天刻意找所谓的好事去做，不是怪癖嗜好，就是别有用心。以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以杨靖宇、狼牙山五壮士、董存瑞、黄继光等战斗英雄为榜样的。每个军，每个师，甚至一些团，一些连，还有自己以前的战斗英雄做榜样。假如搬砖头、送大嫂回家、无视军事纪律是好榜样，那么忠于职守、勤学苦练、杀敌如麻、勇冠三军是什么？

　　毛主席本想树立个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的榜样，结果一些人变得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。

　　“改变基本人性”的尝试，导致不少人患上“左派幼稚病”。在战争年代，王明、博古、李德由于迷信斯大林，染上了“左派幼稚病”，把不同意见的同志都视为仇敌，甚至把很多老老实实，没狂热支持他们的同志也视为仇敌，杀害了很多好同志。他们带兵逃跑的时候还摆谱，指挥笨拙，行动迟缓，白白牺牲了很多好同志。正是毛主席在关键时刻纠正了“左派幼稚病”，挽救了红军，挽救了党，挽救了中国革命。毛主席何尝不知道“左派幼稚病”的危害，但毛主席没想到“改变基本人性”的尝试，也会导致“左派幼稚病”。

　　毛主席做这个尝试是真诚的。

　　1　这与毛主席现实处境有关。

　　在十月革命时，斯大林还只是领导层中的二流角色，而毛主席在新中国建立之前，就已经当了十多年最高头头。在十多年的时间里，毛主席的个人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。毛主席不缺个人利益。毛主席不缺威信，不缺爱，不缺衣食住行烟酒茶，不缺辣椒，也不缺女人。一般情况下，议论别人私生活是不道德的，但多年来，一些人领取外国特务机关的经费，专门污蔑毛主席私生活，此事涉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，我就挑明讲一下“毛主席的私生活问题”。

　　毛主席本来就是个挺有魅力的男人。人品好，性格好，有文化，讲礼貌，英俊魁梧，还读得懂《红楼梦》。这样的男人本来就招女人爱。当年毛主席与子珍同志成立家庭，是子珍同志看上毛主席这个男人，请人说媒的。子珍同志什么都好，就是脾气大了点，还练过拳脚武功，与毛主席闹矛盾，经常与毛主席切磋拳脚。毛主席练的武功不是拳脚武功，在子珍同志那种攻击下，处处被动，多次挂彩。很多女同志劝过子珍同志，但人的脾气很难改的。从井岗山开始，子珍同志打毛主席，毛主席领导红军打白军，一直那么打来打去打到延安。毛主席与子珍同志，他们是很有感情的，但是那样的家庭关系，影响毛主席工作。毛主席的工作责任重大。别的不说，红军数万指战员的性命，要由毛主席的工作成果决定。毛主席为了工作，只好忍痛分手。后来毛主席有那么大的功绩、那么高的威望，就更招女人爱了。很多女人，包括美国女记者、法国女记者都疯狂地爱他。现在有个新名词叫“追星现象”。毛主席光芒照四方，比星星们强得多。不止一位女同志曾坦率地表示：毛主席是一位令自己心动的“男人”。毛主席自己提倡了几十年恋爱自由，没法下命令：“不许追求毛主席”。毛主席为了逃避狂热的追求者，在全国打游击，跑来跑去。后来发展到什么情况呢？我举一例：1967年，武汉数十万追求者为了见毛主席一面，疯狂地冲向毛主席下榻的东胡宾馆。警卫部队拦不住，只好紧急通知毛主席“快撤！”。毛主席当时打着赤脚，从后门逃跑，一直跑到上海躲起来。毛主席个人是伟大统帅，但落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，也得认栽。防来防去，跑来跑去，还是多次被女娃娃擒获。

　　毛主席通过自己的感受，误认为全国人民都可以成为毛主席。

　　2　这与毛主席的天分有关。

　　毛主席在思想建设问题中，有时极深刻，有时又晕头转向。毛主席曾认认真真写过一篇文章叫《反对党八股》，本来是好意，想帮同志们解放思想。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对“甲乙丙丁，一二三四”这种行文方式。毛主席为了把问题讲得有条理，《反对党八股》本身就是按“甲乙丙丁，一二三四”这种行文方式写的。毛主席当时自己丝毫没意识到其中的矛盾，要干部们学习，闹了个笑话。毛主席自己的思想天分太高了，毛主席就象跑到原始部落的现代科学家，急于教导原始人。这种科学家常常会急得晕头转向。

　　目前看来，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不是真理。对人性的理论研究，还是马克思深刻，马克思指出：“没有抽象人性，只有具体人性”。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”。抽象人性就是“所有人性的客观规律”。科学无禁区，为什么科学也无法研究“所有人性的客观规律”？

　　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一套“概念体系”。具体说来：任何概念体系都不能推导出其自身的前提，同时，任何概念体系其前提及其本身，都是人心的产物。人性到了高级层次，起作用的就是“心”，而不是“身”。任何概念体系，都只是人心的一部分，所以，用任何概念体系去研究人心，都是用局部代替整体。人心失之毫厘，而谬之千里。精神创造思想，思想指导具体认识与具体工作。人的思想、精神，归根结底，不可用语言描述，语言只是一种引导。我们都能感悟到“一加一等于二”，“抽象的一”这个概念，用语言怎么描述？在这个层次，归根结底要靠感悟。感悟是什么呢？说不清楚，只能我们自己去感悟了。

　　我们可以研究“具体人的人性的具体某一方面”，即具体的人性。我们看具体人的人性中利己与利他方面：

　　我们先想一想，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是不是毫无道理呢？假如“人只是自私自利的”，那些为了救自己的孩子而奋不顾身的母亲们、那些为了给朋友报仇而誓死战斗的汉子们、那些为了中国人民不被残害不被压迫而献身的烈士们，这些具体人的具体行为都怎么解释？我知道，资本主义学者们对此会绕来绕去，最后能证明：那些都是由于“人只是自私自利的”。我头脑简单，一那样绕来绕去，我就头晕。

　　我所认同的是：绝大多数活生生的人，都有利己心与利他心。当利己心被客观情况激发时，就利己。例如，我肚子饿了。我就要找东西吃。随便别人怎么说我自私自利，反正我饿了就是要吃东西。当利他心被客观情况激发时，就利他。例如，我看到有一些人欺负另一些人。一般欺负几下，就算了。我这个人很胆小，又没什么能力，尽量不惹事。即使一般欺负到我几下，也算了。欺负人的人也是人，人无完人嘛。要是欺负人的人总是欺负，被欺负的人快活不下去了，那我就认为自己应该做点事情了。我能做什么呢？我不会说服人，别人一不高兴，我就吓得不敢说话；我没法吓唬人，我这个样子，别人一看就知道我很弱；我没钱赠送欺负人的人，请他们不欺负人，送报纸的都是穷人；我也不会念个什么诀，让欺负人的人自愿停止；而且我最怕打架，今天你打人，明天别人又打回你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别人打我们，我们就跑嘛，架什么架呀？冤冤相报很不文明嘛。哎！我实在没办法，只能做一点那种我习惯的“朴素的、唯物主义的事情”。这就是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”。

　　在人性理论上，毛主席弄错了，但在立身行事与对具体问题的教导中，毛主席一直坚持、捍卫、鼓励人性解放。言教不如身教。毛主席在人性问题上，归根结底没弄错。毛主席教警卫战士们写情书，帮战士们修改情书；毛主席看到有工农群众去酒店吃饭，就高兴；毛主席特别指示小娃娃们可以在中南海玩游戏……。可是毛主席的心情还是越来越沉重，因为毛主席发现，许多领导干部背叛了人民解放。

　　中国共产革命队伍来自五湖四海，每个人的最初动机不完全一样。在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中，革命队伍总体的思想境界不断提高，但到建国时，还是不够理想。有些同志提高了，有些同志没什么改变，还有些同志堕落了。建国时，粗分起来有四类同志。

　　（1）第一类同志坚持人民解放。

　　（2）第二类同志认为“人民已经解放了，大家一起快乐就行了”。这类同志对人民解放事业认识不足，但没危害，例如，经常大碗喝茅台，大块吃烤肉，经常与漂亮女娃娃们在床上玩。他们的享乐是凭自己的贡献获得的待遇，并没有违反党纪国法，没有欺负别人。这类同志常常很讲义气，虽然对当时的情况缺乏深刻的认识，但发现有欺负人的个别情况，常仗义挺身。

　　（3）第三类同志糊涂勤快、没有主见。这类同志经常夹在其它三派中为难。其中一些被欺负别人的人利用。

　　（4）第四类同志认为“我们也来尝尝当官欺负人的滋味”。这同志对人民解放事业危害很大。例如，搞出身歧视，把“黑五类”的小娃娃们都打成“黑五类”，小娃娃们有什么好黑的？又如，借反右政策来反左，把提合理工作建议，有损官僚特权的左派干部群众，打成“右派”。甚至有县委书记给某原子弹基地调拨粮食时，故意使用严重霉烂粮食，致使原子弹研发人员因食物不足，大量发生水肿。连县官这种小官僚，都这么胆大妄为、敢跨四个级别，以下犯上，欺负军事重点建设单位，当时其它情况可想而知。向政府高级领导反应，遇到第四类政府高级领导，他们就装聋做哑，摆官僚臭架子。

　　人民解放要打倒“一切剥削压迫”，而不是“打倒别人剥削压迫，自己搞剥削压迫”。前两类同志与第四类同志，解放前就闹过矛盾。我们看看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，其内容公开鼓吹奴性，哪里是“共产党员”的修养。一九三九年开展学习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时，领兵的指挥员们几乎都反感。部队有上下级分工，分工靠的是革命贡献与真本事，不是靠培养别人的奴性。部队是要打仗杀人的，人有了奴性，就变得头脑僵化、精神萎靡，战场上就被人杀。当时部队有很多关于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的笑话。例如，鬼子进村了，遇到刘同志带的兵，鬼子拿出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对刘同志带的兵说：“我良民证的有。你的，良民的，把枪给我的。”刘同志带的兵就交枪了，然后被鬼子给宰了。刘同志后来自己也知道这些笑话，很不高兴，他不高兴能怎么样？他有本事带兵打仗吗？

　　后两类同志打仗大都不行，但总的来说，解放前也有很大贡献。我之所以还把他们称为“同志”，就是因为他们曾经的贡献。他们最擅长的是具体经济工作与党务行政工作。建国后的具体经济工作与行政工作，主要由他们来负责。一起把江山打下来，第四类同志解放后的工作表现越来越象反动官僚，他们还在不断腐蚀、拉拢、毒害其他同志。新中国成立后，“宣扬奴性、压制人性、摧残理性、扼杀人民性、愚民教育、烦琐考试”等等等等，都是那些人搞的。搞得乌烟瘴气，风气越来越象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旧中国。新中国来得容易吗？那是鲜血换来的。

　　第一类同志，为此越来越伤心，感觉那样下去对不起中国人民，对不起牺牲了的同志们。毛主席是最坚定的第一类同志。毛主席已经把自己的一生，都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，人民的苦难，就是毛主席的苦难。牺牲了的同志中，有毛主席的亲人，其中有，杨开慧同志。作为一位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的大英雄，毛主席当时的心情怎么能好？让我们看看《文史春秋》中，史学家对一九五八年毛主席看《白蛇传》时情况的记载：

　　……

　　演出开始了。毛泽东很快就入戏了。一支烟没吸完，便拧熄了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演员，却再也不曾抽烟。他就那么地睁大眼睛看着，脸上的表情在不断地变化，时而热情洋溢，时而情思悠悠，唱得好的地方，他就鼓掌。

　　毛泽东完全进入了那个古老感人的神话故事中。台上，许仙和白娘子开始了痛苦的生死离别后，毛泽东的鼻翼开始翕动，泪水在眼圈里悄悄累积凝聚，变成了大颗大颗的泪珠，转啊转，终于扑簌簌顺脸颊滚落，砸在胸襟上。毛泽东越来越激动，泪水已经是一道一道地往下淌。他鼻子堵塞了，呼吸受阻，嘶嘶有声。附近的市委领导目光朝他这边稍触即逝。李银桥觉得有责任维护主席的“领袖风度”，便轻轻地咳了一下，不想咳声没唤醒毛泽东，却招来几道目光。毛泽东终于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，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，并且毫无顾忌地擦眼泪，擤鼻涕。李银桥只盼戏快些演完。就在法海将白娘子收钵镇压在雷峰塔下的一刻，惊人之举发生了！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，他的手拍在沙发扶手上，一下子立起身：“不革命行吗？不造反行吗？”

　　休息二十分钟。